△锺山劄记 龙城劄记（清卢文弨）
夜阅余姚卢召弓学士《锺山劄记》、《龙城劄记》，多说文之学，其书共六卷，杂缀四部中误字异义之类，与钱氏《十驾斋养新录》颉颃。
咸丰庚申（一八六○）闰三月初九日
△群书拾补（清卢文招）
夜阅《群书拾补》。此书所校，自《五经正义》至《林和靖集》共三十七种，然其中惟《易经》、《尚书》注疏《史通》、《盐铁论新序》、《说苑》、《申鉴》、《列子》《韩子》、《晏子》、《风俗通义新论》、《潜虚》元白集十五种通校全书为稍详。所补者惟《山海经》图赞《风俗通》佚文为最完备，而《易经》注疏，惟正汲本之误，不及官本。《新序》、《申鉴》、《列子》、《潜虚》亦甚寥寥。《山海经图赞》则今郝氏笺疏本已刻之，其除大率仅标举一二篇。据卢氏自序，固言限于资力，约之又约，终未快于怀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正月三十日
阅卢氏《群书拾补》，其于《风俗通》最用心，所辑逸文至六十五番，再能搜辑宋人类书更补缀之，尤当可观。
光绪丁亥（一八八七）四月十六日
△癸巳类稿（清俞正燮）
阅黟县俞理初孝廉（正燮）《癸巳类稿》，皆经史之学，间及近事纪载，皆足资掌故。书刻于道光癸巳，故以此为名。新安经学最盛，能兼通史学者，惟凌次仲及俞君。其书引证太繁，笔舌冗漫，而浩博殊不易得。其《女吊婿驳义》，谓《曾子问》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云夫死亦如之者，言女家使人往吊，不须齐衰葬除，其所如仅在吊耳。注谓如其齐衰而推之以斩，则应如其葬除。古礼婿于女之父母礼简，婿吊女家可也；女于婿之父母礼重。又吊者吊生人，女未识男面，于其家人不能正名之，何以为吊？女弱非能成吊礼，其葬或缓，弱女斩焉丧服，他行月三月而后归，曾不如死之为愈矣。郑君虽大儒，其说不可用也云云。慈铭案，《礼》文明言夫死亦如之，郑注谓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斩衰，此郑君补经之简文。盖由夫为妻服齐衰推之，而知妻为夫服斩者，则女亦当为婿服斩。既葬而除，此正大儒之明乎礼意善说经书处。自武进庄氏存与谓斩衰非吊服，经不曰婿死而曰夫死，成之为夫也，成之为夫，则斩而不除者正也，齐而除者非正也，是则谓女直当斩而不除。且既以郑注女服斩衰非指吊服言，则女之初至婿丧所，当服何服？且女无持夫服斩衰于父母家之理，如葬而不除，则将三年居婿家乎？抑葬而以斩服返母家乎？俞君讥其非人情，诚不为过。但如俞说谓婿死女不亲吊，亦不齐衰，则女死婿吊之礼，反重于女之于婿，是何言欤！
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其《节妇说》，言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言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未同衾而同穴，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直无男女之分。《妒非女人恶德论》言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则家道坏矣。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聚妾，违者笞四十。此使妇女无可妒，法之最善者。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六月二十日
阅俞理初《癸巳类稿》。理初博综九流，而文繁无择，故不能卓然成一家言。盖经学之士，多拙于文章。康成冲远，尚有此恨，况其下乎？理初经说之外，医学天文，尤所穷究。其第八卷《驻劄大臣原始》；第九卷《台湾府属渡口考》、《俄罗斯佐领考》、《俄罗斯事辑》：《缅甸东北两路地形考》；第十二卷《总河近事考》、《地丁原始》、《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亦他日国史所必需也。是书首有王藻菽原序，言理初《类稿》本有三十余卷，菽原先为厘正得十五卷付梓，余为外集。又言皖人尚有徐卓者，字荦生，道光癸巳进士，箸作甚多，其《经义未详说》五十四卷，先已梓行云云。理初道光辛巳举人，出吾乡汤文端之门。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月二十三日
阅俞理初《癸巳类》，虽文义繁碎，不便省览，要可谓博通古今者矣。其《总河近事考驻劄大臣原始》，惜未详载诸人字号及始末大略耳。俞为黟县人，国朝新安之学，可谓盛矣。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十四日
△癸巳存稿（清俞正燮）
夜阅俞理初《癸巳存稿》，即《类稿》所刻之余也。本名《米盐录》。道光癸巳，理初下第后，其房师王菽原礼部为之先刻十五卷，故以癸巳为称。其未刻者即名《存稿》，亦于癸巳写定。其稿移归叶润臣，今叶书尽散，闻是稿亦为天水妄生购得矣。（编者按：天生妄生谓赵之谦叔。）此刻张石舟序言己亥理初馆于祁文端江苏学政署中所写副本、石舟从文端假以付刻者。叶氏言石舟曾假其所藏本校订；又言先亦录有副本，理初取去，故以原本赠之（俱见桥西杂记。）然则是刻乃叶本之副本，而天水生所得者，俞之原本也。其分为十五卷，则石舟所定耳。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二月廿三日
阅《癸巳存稿》。其书杂记古今，不分门类，亦无目录，较之《类稿》，为无伦次。所采浩博，兼综说纬，固多可观，而笔舌冗漫，有学究气，且时杂以戏谵不经之辞。如驳《吕氏春秋》高诱注数条，而谓诱思载其金，利令智昏所致，盖以吕氏有县千金易一字之言也，此复成何等语？殊失著书之体。惟其言王勃《滕王阁序》“南昌故郡”，唐以前只有南昌县，无南昌郡，据《文苑英华》乃作豫章故郡，此南昌二宇，村塾师所妄改。《宋史》、《梁颢传》卒年九十二，与其上文颢美风姿，强力少疾，闺门雍穆，六月暴疾卒语不相贯，知《宋史》本同《东都事略》，作年四十二，后人妄据《谈苑》及《遯斋闲览》所载伪启，改四作九。此二条足订千载之疑。（东都事略颢传，亦有风姿粹美强力少疾闺门穆等语，宋史多本之，则九字之为妄改无疑。）
二月二十四日
阅偷理初《癸巳存稿》，其学务杂博，而时有小说气。《酷儒莠书》、《愚儒莠书》诸条所徵，挂漏之甚，而又多不确当。
四月十一日
△过庭录（清宋翔凤）
阅宋氏翔凤《过庭录》凡十六卷，前有自记，谓己酉岁于役汉皋所辑，年已七十有三，末题咸丰三年二月。此本不知何人所钞，颇多讹舛，又至卷十而止，尚阙六卷。于廷为庄葆琛之甥，其学亦主《公羊》，而湛深古义，纷纶推绎，多有可观。其卷二卷三，为《周易考异》，卷四卷五为《尚书略说》，卷六为《尚书谱》，卷七至卷十杂说《诗礼》、《春秋》、《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其谓孔子生年当从史记作襄公廿二年，公羊在廿一年者，乃系于廿二年之首，以廿二年经文无可附丽，故先发传，非系之廿一年也，其论甚缪。廿二年无可附乃先书之廿一年，其所附者何经乎？又谓左氏于隐元年天王使宰亘来归惠公仲子之，二年夫人子氏薨，三年君氏卒，本皆无传，乃刘歆辈窜入以与公羊立异，尤臆说无稽。）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三月二十五日
阅《遇庭录》，其谓子夏《易传》，据《汉书》、《儒林传》言韩婴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惟韩氏自传之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徵，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而好之，即更从受焉。子夏当是韩商之字，与卜子名字正同，盖韩氏之《易》，至是始显，故传韩氏学者，取最后者题之为《子夏易传》。其说甚确，为近儒所末及。其《周易考异》，谓陆氏《释文》凡言某家作某者，多其注中改读之义，非径改经文。其言一本作某者，皆王弼注之别本。又据或锡之ひ带《音义》云徐云ひ王肃作，按徐者东晋徐邈，为《易音》，知陆氏亦未能遍见诸家本，有即据旧音载之者。又据明辩皙也《音义》皙郑作，陆作逝，虞作折；按《史记》、《贾生传》凤漂漂其高，《索隐》音逝。《三苍》郭璞注云，古文奇字，以为古文逝，则古文《易》作辶带 ，博士《易》作逝。虞据博士《易》改古文为逝，而读为折，知汉以后人注经不如汉儒之谨，虞氏虽传孟氏《易》，其改《易经》字多出后定，不可荆ㄝ为孟氏古文。皆别白甚精。其《尚书谱》以《尚书》皆孔子所撰集，故《论衡》、《书须篇》以钦明文思以下为孔子篇家之言，而汉时所得古文十六篇，亦未必真。故伏生能引大誓之文，而所传《尚书》，仍阙是篇；刘歆所引诸文，太史公不箸于《史记》；马郑亦不为逸十六篇作注；皆知其不可信。又谓《舜典》奉合于《尧典》，别无佚文，《大禹》、《皋陶谟》、《益稷》本合为一篇，故序云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今经文《皋陶谟》、《益稷》本合，后人强分之，而别无《大禹谟》。又谓大禹下本无谟字，伪书所加，《益稷》本不作《弃稷》篇，名皆孔子所定，当讳稷名，皆意必之谈，所谓卮言日出者矣。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四月十四日
阅《过庭录》。《新唐书食货》志言刘晏代第五琦为江淮盐铁铸钱使，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大历末至六百余万缗。至顺宗时李巽为使后，则三倍晏时矣。《李巽传》又言荐程异为杨子留后，计校增于巽时，是唐时杨子一院盐利几至二千万缗。《文献通考》言宋元祐间淮盐岁四百万缗，绍兴末年泰州海陵一监至六七百万缗。慈铭案，今制天下盐课银共五百七十四万五千两有奇，两淮不过一百余万，而积引滞课至不可计，然则刘士安固不可及，即程李之才，亦岂易言哉。唐时市易未用银，其银价不可考，大约所直不过一两一缗。以《汉书》、《食货志》言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时代递降，其直渐高，则唐直至贵不过如此。南宋以后，银始通行，其直益贵。《金史》、《食货志》言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后铸承安宝货，亦每两折钱二贯。宋之银价，当不相远，则绍兴之六七百万缗，计银三四百万，已远不如唐矣。地利有赢缩，人事有巧拙，而今之弊尤在于法百密而无一行，奸屡禁而益百出，国计何由裕乎？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六月初四日
阅宋氏《过庭录》。于廷承其舅氏庄葆琛之学，专为《公羊》家言，而不菲薄《左氏》。其于汉学，亦尊西京而多回护郑君，此足见其实事求是。然如谓《左氏》首言惠公妃孟子暨声子仲子之事，以明隐之所以让、桓之所以立，至元年归惠公仲子之、二年夫人子氏薨、三年尹氏卒，皆本无传，今传文乃刘歆之徒窜入，欲尊《左氏》与《公羊》立异，则凭乙武断，蹈于方望溪姚姬传一辈人语矣。惟《左传》归惠公仲子之，云子氏未薨，则理甚可疑。《左氏》虽亲见各国宝书，况于鲁史，宜无不审。然惠隐之间，不免传闻，其记此事及二年夫人子氏薨事，盖春秋旧文，本无详说，子氏又不书葬，无号谥可稽，遂因夫人之文，以为必是桓母仲子，则归仲子之时，子氏未薨，是豫凶事耳。尝以情事折衷三传，仲子之勿，必在春秋以前。诸侯不再娶，仲子当是孟子之右媵，声子是左媵，以孟仲字次言之，孟子卒，当以仲子继室，而以声子者，则仲子卒于孟子之前可知也。《左传》言隐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公羊》云隐为桓立，故以桓母之丧告于诸侯，盖桓母既早卒，并无继室之名，其始卒也不赴于诸侯，不告于天子，正也，至是隐欲成让桓之意，因惠之改葬，始并以仲子之丧告天子，赴诸侯，故天王使宰亘归惠公仲子之。致车马曰，车马所以送葬者也。惠之葬有宋师，盖王亦未及，所谓葬有阙也。妾子为君母得称夫人，此不曰夫人者，厌于惠公，且桓未为君也。桓未为君，而王归以夫人礼之者，隐自以为摄，其立也所以奉桓，故以夫人之礼礼仲子，而王成其意也。惠既改葬，则仲子改葬可知，当时天王归卫侯会葬，皆俨然以君夫人事之。隐不临葬，不见卫侯，兼不敢当丧主，则当日桓为丧主可知。而仲子终不称夫人者，礼无未为君而可虚当君位者。故《春秋》书王之归，所以纪实，亦以见隐之让为过兼，桓之立为非正，而王不能以礼正诸侯，成隐之让，所以成鲁之乱，故书以示讥也。曰归惠公仲子之，不曰及夫人子氏者，明妾不得为夫人也。曰归僖公成风之襚，不曰归夫人风氏者，明母以子贵，故系之子也，此春秋之别嫌明微。孔子之必也正名，言各有当。《梁》以僖公成风例之，而以仲子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此意必之词。妇姑不当同谥，果尔，则考仲子之宫者，为惠公母乎？为桓公母乎？将何以别也。至二年之夫人子氏薨，当从梁隐之妻也，隐既为公，则妻为夫人；将不终为君，则妻亦不终为夫人。其书夫人薨，犹隐之书公薨也。不书葬者，成公意也，隐公之不书葬，固以不讨贼，亦以当日实未成丧。盖鲁之臣子成公之让，故杀葬礼以示美，亦所以掩桓之恶，故谥曰隐者，明不尸其位之本意也。隐不书葬，故夫人亦先不书葬，所谓微而显志而晦也。三年之尹氏卒，当从《左氏》作君氏卒，声子也。定公十五年姒氏卒，《梁》作弋氏卒，以为妾辞，哀公之母也，《左氏》家以为定公夫人。哀公十二年孟子卒，三传皆以为昭公夫人。盖当日有此变礼之称，而史文因之。君氏犹姒氏也，姒氏当以《公谷》妾母之说为正，《左氏》但言不称校不成丧，亦未尝明云定公夫人。盖声子本为继室，又生隐公，鲁之臣子自当以君母奉之，其卒也称夫人，则隐兼不敢当，称君母则不辞，称子氏则无以别于仲子，且前年于隐公夫人称夫人子氏薨，次年于隐公母则称子氏卒，言亦不顺，故变文而曰君氏，礼之所不得已也。《公谷》于君字灭去口字，遂附会以为周之尹氏，讥世卿矣。隐母因兼不居夫人，而曰哀母，因定始薨未葬，哀未成为君而称姒氏，昭夫人因讳娶同姓杀其礼而曰孟子；事例异而其义一也。周之世卿，不止尹氏，且无故书王朝大夫之卒，而又不记其名，无此例也。
八月二十七日
△巢经巢经说（清郑珍）
阅《巢经巢经说》。郑子尹珍所箸。子尹之《说文逸字》，已为近日卓绝之学，今阅其《经说》仅一卷，而贯串精密，尤多杰见。其长在善读经文注文，不为唐以后正义所惑，有功于经学甚钜。如补正《尔雅》释亲宗族一条，（谓父之从祖昆弟之妻为族祖母，父之从祖姊妹为族祖姑，当作父之从祖昆弟之妻为族母，父之从祖姊妹为族姑，皆误衍一祖字。又既曰父之世母叔母为从祖祖母，复曰父之从父昆弟之母为从祖王母，文义重复，当是父之从祖昆弟之父为族祖王父之误，古本原与下族祖王母句对文也。父之从祖姊妹为族姑下，当又有从祖姑为族祖姑一句，兄之子弟之子相谓为从父昆弟下，疑旧有其女子子为从父姊妹，从祖父之子相谓为马从祖昆弟，其女子子为从祖姊妹三句，乃于仪礼五服内亲无一遗阙。而自开成石经，已同今本，邵氏郝氏亦未疑及。易畴程氏说礼名家，而其文足徵中亲属隆杀述，至以昆弟之曾孙与族曾孙为二人，以从父昆弟之孙为族昆弟之孙，则此篇关系非浅鲜也。）《曾子问》婚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节一条，所云致命，非辞婚，乃致其缓娶之命；所云弗取而后嫁，非别嫁，乃女氏强嫁于婿。（郑注本不误，而正义误解之。）《尔雅》女子同出谓先生为姒后生为娣一条，同出谓同一父所出，姊妹者男子于女子之专称，姒娣者女子于姊妹之专称，故妯娌相称，即据其年之长少以姒娣呼之，亲之若娣妹而系以妇，曰姒妇娣妇，别其非同生也。自孙叔然误解为同事一天，郭氏因之，而姒娣为女子于娣妹之专称义遂昧矣。说士昏礼夫妇之名一条，未奠雁之先，称女而不妇，以未受夫挚也。未入室即席之先，称婿而不夫，以尚无匹配义也。圣人谨夫妇之名如此。
考定《丧服》大功率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与下文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郑氏经注原本一条，明旧读合两条为一之误，以著康成改读之由。（文多不载。子尹谓康成所见仪礼，此处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下，只有传曰何以大功也妾为女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十九字，故断其为上一条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之传，文烂在下，而以女子子句，焉女子子成人有出道者降旁亲之专例，故注云明当及时。盖圣人虑女子年已笄醴者，早晚有嫁道，若值丧服，必一概满其月数，则昏姻愆期。惟正尊之服，是不敢降。故不杖期章祖父母条内，已兼有未嫁女孙服之矣，而下又言女子子为祖父母，齐衰三月章曾祖父母条内，亦兼有未嫁曾孙女服之矣；而下又言女子子未嫁者为曾祖父母，至于旁亲则皆可从降，始无失嘉会之时。朱子云：女子子适人者为世父等之服，独见此经，当从郑注无疑；然犹不知此条本非明嫁者为世父等之常例，特以明未嫁者有降旁亲之专例。女子嫁者降其世父等之服，自可由为众昆弟大功推之，若未嫁降旁亲，不出此条，则此例遂无从见，此经意也。贾疏所谓逆降者是也。逆降之说，已见梁朱异间李业兴语，始于六朝儒者，而后人群大訾之，以为大违服例。予谓此圣人经例，郑特明之，非乙撰也。今本仪礼传曰下，有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四句，盖魏晋以后从马王之学者，必欲遵旧读以难康成，因取齐衰三月章嫁者未嫁者之传，以为此经之传。而得与女君同句下，又有下言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谓妾自服其私亲也二十一字传文，则贾疏明言是康成注文，谓当属上节注文言大夫之妾乃此三人之服也句下，盖郑君欲分别旧读者如此意趣，然后破之，可知唐以前人并不认此二十一字为传文。其直以为传者，自开成石经始，云云。反覆辩证，凡五千言，极其精确，推明服制之微，以著人道之重，有功于圣经甚大，不止为郑学干城也。阮氏元陈氏寿祺皆知传文下言为世父母二十一字为郑注，而犹未明逆降之义，又不知传文嫁者其嫁于大夫四句亦系后人羼入，非康成所注原本，甚矣读书之难也。孔氏广森礼学卮言，谓此条言逆降者，盖以贵降，未嫁者谓末嫁于大夫也。斩衰章注，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适人，妇人外成，既许嫁大夫，虽未行，固已贵矣，是以有逆降之法云云。盖欲周旋传文嫁者四语，而颇协于服制尊尊之义，亦足以备一说，要不若子尹此辨之精。至金氏榜礼笺，谓此女子子亦指大夫之女，以尊厌降，非逆降，则姊妹亦是大夫之女，何得厌降？又谓传曰嫁者四语，亦郑注释旧读之文，后人误加传曰二字，混入大字。李氏谓姑姊三字是衍文。皆不可从。）皆足以订正千载之误。辨日本《古文孝经》、《孔氏传》之伪有十事，其谓《孝经》汉止分章，至皇侃义疏始标章名，而此本章名皆与今同（惟所多四章，别立新名。）孔颖达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及马融为《周礼》注，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则就经为注，始于东汉之末。今此本孔序乃云发愤精思，为之训传，悉载本文，是汉儒训诂体例，且所未知。陆氏《经典释文序例》云：“朱以发经，墨以起传。”曰发曰起者，犹言标也，盖陆氏因摘字为音，经传相间，欲便览者分别，故其初本标经文用朱书，标注文用墨书。而此书序亦云朱以发经，墨以起传，不知经何待发？所起者又何传？是直不解陆氏所言，徒以其例新而袭用之。《孝经》孔《传》，隋刘炫始主之以驳郑注（书亡于梁，至隋时复出，即炫所伪作。）其驳郑《注》“孝始于事亲”三句，具载邢《疏》，而此本孔《传》转同郑义。邢《疏》、《孝治》章引孔安国曰：亦以相统理。《感应》章注，礼君燕族人与父兄齿也，《疏》云此依孔《传》。而今本无此二条，足见作伪者于注疏犹未细检。此五事尤为精确，足关伪者之口。予尝《读古文孝经》孔氏传，决为日本陋儒所为，并非刘光伯所假之本，其序文全是六朝人笔墨，殆尚是光伯原本。中有云：“昔吾逮从伏生，论《古文尚书》谊，时学士会，云出叔孙氏之门，自道知《孝经》，有师法”，此岂西汉人语？又云：“夫云集而龙兴，虎啸而风起，物之相感，有自然者，不可谓毋也。胡笳吟动，马蹀而悲，黄老之弹，婴儿起舞，庶民之愚，愈于胡马与婴儿也，何为不可以乐化之？”其文义句调，皆齐梁以后畦径，至因《汉书》、《艺文志》有云，“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等语，遂改故亲生之下句为是故亲生毓之。试思今文故亲生之下以养父母日严二语，谓下至近也，亲生之至恩也，而其养日严，盖由恩生义，由近生尊，下之地，即大礼所自出，此何等精义。班氏所谓诸家说不安处，未知所指，而改作亲生毓之，便浅陋迥异矣。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此即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礼记》云“君子念始之者也”之义。郑《注》“父母生子，骨肉相连属，复何加焉”。明皇《注》：“父母生子，传体相续，人伦之道，莫大于斯”，皆得圣人精义。班氏所谓不安，未知长孙江翁何所说，后仓翼奉何所道，而此本改作“父母生之，绩莫大焉”，《传》云：“绩功也，父母之生子，抚之育之，顾之复之，攻苦之功莫大焉者也。”父母于子，可以功论？文义俚鄙，一何至此！又以陆氏《释文》云：“父子之道，古文从此己下别为一章”，遂别标章名曰父母生绩章，尤为可笑，是则断非光伯所为。子尹讥召弓卢氏最号精审，而为此书作序，极辨为真孔氏作，盖好奇之心先入之，即极丑态亦不复见。予观卢氏序，亦未始不置疑，且言其章首传中，有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称也仲尼之兄伯尼”十五字，必是后人孱入；又云在读者之善择，是卢氏未尝竟信为真。特以古籍流传者无几，即出掇拾，其中亦或存古义，但于文字无所显背，所谓与其过而废之，无宁遇而存之者欤？至海宁吴氏骞、慈溪郑氏辰两序，则推崇太过，愈辨愈慎，为作伪者所中矣。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九月初七日
夜再阅《巢经巢经说》中考定丧服大功章郑注二条，反覆详绎，为最其要略，以小字补书于初七日日记眉端，至二更后，烛再尽而罢。郑君此论，精贯经文，深明礼志，不特见女子未嫁而成人者有降旁亲之服例，且以明不杖期章所以特言女子子为祖父母，齐衰三月章所以特言女子子已嫁未嫁者为曾祖父母，盖以见正尊之服不敢降也。而上文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一条，正与殇小功章大夫之妾为庶子之长殇，小功章大夫之妾为庶子适人者，三经一例。盖妾为君之子女，例止统言庶子，则庶子二字，已包女子在内。至妾服私亲，只有不杖期章为其子，为其父母；而私亲大功以下，则记有云凡妾为私兄弟如邦人一语，所以补经之不备。是举一经而全经之体例，俱得要领，益见经文记文之周密无间，而旧读之凭私牵合，灼然可知其误，苦心深识，乃成此创获之解，康成经注，真如日月经天矣。子尹自言六年之久，反复推寻，始得明备其说。经学最不易言，《仪礼》尤苦难读。然遇此等疑义，探索之余，涣然冰释，其乐自胜于看他书。今夕续灯，细籀此文，如获异宝，经义悦人，如是如是。
九月十二日
△群书札记（清朱亦栋）
阅朱亦栋《群书札记》。亦栋原名芹，嘉庆时诸生。书凡十卷，杂考古义，颇有心得。于近时孔众仲之《诗声类》，诋之甚力，盖于古今声韵，亦能参互而知其原，故往往中孔氏之病。惟让书未多，时有村塾陋语。据其凡例言所著尚有《十三经札记》，已先刊行。是亦吾越好古之士，而学者罕知，深可叹也。其书刻于殁后，编次无法，且多误字。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六月二十八日
△二初斋读书记（清倪思宽）
阅华亭倪思宽《二初斋读书记》。思宽原名世球，字存未，乾隆时恩贡生，见知于学政雷翠峰，尝与戴东原交。所著尚有《经籍录要》十二卷，《文选意义订正》、《二初斋诗文集》。此书共十卷，前有沈既堂（业富）序。其书多考据经义，间及古人诗赋，虽未为博奥，而实事求是，亦汉学之有根底者。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四月初二日
△读书偶识（清邹汉勋）
《读书偶识》三册，为新化邹汉勋字叔绩所箸，尚是写本未刻者，其每叶纸心题“执斋箸述”五字，所记皆经典考据之学，多引近儒戴东原江子屏诸家说，主于名物训诂；亦多作说文字，其人名字皆所稀见，当是绩学著书而世未知者也。
其于礼经名物，考订颇详，而尤深于小学。所诠《说文》字义及辨正新附字数条，皆精确。言《书》、《益稷》篇丹朱为欢朱之借字，据《山海经》欢朱即欢兜，非尧之胤子朱，义尤新切。至以敖为欢兜之子，谓欢兜为恶谥，敖亦恶谥。（据吕氏春秋莒敖公高诱注，敖谥也。）周王发生时号武王，死后因号加谥为宁武，此两字谥。古人两言谥三言谥皆单称，故宁考、宁王、宁人皆谓武王。又谓《周书》谥法无宁字，而秦有宁公，盖传写周书者佚之。则皆望文武断，为汉学之蔽矣。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十六日
阅邹叔绩《读书偶识》。其论庙室服制等颇详，能断制，余多失之繁琐，且武断不根。予于乙丑之冬，曾正其论《尚书》谬误者数条。然如言弃稷（此当作皋陶谟）之丹朱，为欢朱之借字，敖为欢朱之子。据《庄子》尧伐丛胥敖，谓虞宾在作，既非殄世，亦何至于朋淫，列有七证。言梓材即伯禽之命，据《尚书大传》作子材，而载伯禽周公桥梓之说。谓王曰对，当是王曰材，材盖伯禽之名，子者子也。《尚书》百篇，无摘篇中二字为篇名者。二事虽似立异无坚据，而具有至理。梓材以左传祝佗所言及《康诰》首冠以维三月至大诰治四十八字文义推之，盖书序以殷余民封康叔下脱落伯禽二字，故后人遂不得其解，而梓材者实周公诰伯禽兼诫成王之书也。至伯禽之为字，则证以《左传》楚灵王之称曰禽父，而不与王孙牟连类称王孙禽，尤为明显。父者且字也，伯者五十伯仲之称也，皆配字不配名者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八月二十八日
△开有益斋读书志（清朱绪曾）
阅《开有益斋读书志》，分经史子集为六卷，其后附《金石记》，自魏《曹真碑》至钱文端公书《耕织图诗》仅二十九种，无一汉碑，亦无一北朝碑，盖至光绪庚辰其子桂模始搜辑成编，去述之勿已久，故散佚者多耳。述之究心目录，藏书甚富，其学长于经部集部，志中考证，极有可观。自言所著有《尔雅集释》及《曹子建集考异》十卷、《叙录》一卷、《年谱》一卷，今皆未见。《续志》一卷，乃从其《研渔笔记》中录出者，本非目录之作，故体例与原书异。述之久官吾浙，多见文澜阁天一阁及汪振绮吴拜经诸家藏书，又交钱警石蒋生沐劳季言诸人，故所收多秘籍，有南唐秘书监陈致雍《曲台奏议》十卷、周雪客（在浚）《陆氏南唐书注》十八卷、《宋诏令》一百卷，考南唐事者莫备于此。又言其师曹宝书（森）尝见胡恢《南唐书》十卷，又言《大唐郊祀录》中有《南唐祭礼》，亦陈致雍所定。又言游简言孙晟皆谥忠，见《曲台奏议》，而马陆书本传中皆不载，安得觅诸书而观之也。（陆书孙晟传载谥文忠，此偶失考。）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正月十七日
阅朱述之《开有益斋读书志》，其中多古义异闻，非收藏家卖骨董之比。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正月初五日
△东塾读书记（清陈澧）
夜阅《东塾读书记》，分《孝经》、《论语》、《孟子》、《易》、《书》、《诗》、《周礼》《仪礼》、《春秋》小学诸子《三国志》朱子书各为一卷。经无《礼记》，史止三国，盖未成之书。其学折衷汉宋，实事求是，而独不取荀子，盖未知兰陵之学者也。又其意实不满宋学，而故为门面之语，亦可不必。（朱子书后又有论西汉数页，编次颇无序。）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十月二十六日
阅《东塾读书记》中《春秋》诸子两卷。其言皆极平实，惟谓《左传》多后人增入语，取姚姬传吴起辈附益之说；谓荀子所谓学者止欲求胜前人，其《非十二子》中尤专攻子思孟子，盖其失甚矣；又谓荀子诋子游氏之言甚于子张子夏氏，或以子思孟子之学出于子游；则诬说游辞，不足与辨也。又阅小学一卷，虽简而不枝。《论三国》一卷，《西汉》一卷，皆寥略，其标题止曰三国，曰西汉，殊非是。
十一月初一日
近人番禺陈兰浦（澧）《东塾读书记》云，庄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以为贤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此盖有激而言，未可为《公羊》病也。下文公及齐人狩于郜，《公羊》以为讥与雠狩，雠者无时，焉可与通，可见《公羊》深恶鲁庄公不复雠，遂以为贤齐襄公复雠，故云襄公事祖祢之心尽矣，九世安得云称？明讥鲁庄公忘其祢也。慈铭案，此真善读《公羊》者，然独未尽也。庄九年，公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羊》云，内不言败，此其言败何？伐败也。曷为伐败？复雠。（何注复雠以死败为荣，故录之。）此复雠乎大国。曷为使微者？公也。公则曷为不言公？不与公复雠也。曷为不与公复雠？复雠者在下也。（何注时实（今本此下衍不能二字）为纳子纠伐齐，诸大夫以为不如以复雠伐之，于是以复雠伐之，非诚心至意，故不与也。）则《公羊》于此事不啻反覆言之深切箸明矣。夫败而犹为荣，何况能复？以名复者犹足录，何况以实伐者夸大也。（亦解诂文。）其后既非以实，又以致败，而犹夸大之，其责臣子之复雠，言至痛而意至切矣。邵公解在下为臣下之下，是也，以庄公一生绝无雠齐之心也。近儒孔［B219］轩氏解在下为在后，以为不于襄公而于桓公之世，非也。复雠论世，则与大九世复雠之说相矛盾矣，与百世可也之语益相戾矣。陈氏此说，非特善说《公羊》，亦甚有功名教，故为申释之。扶经植义，后之君子，或有取焉。
十二月初一日阅《东塾读书记》中《易经》一卷，真实事求是者也。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八月十三日
阅《东塾读书记》、《诸子》一卷，所言皆大义醇实，不捃摭琐碎。光绪癸未（一八八三）七月十八日
阅《东塾读书记》讫。陈氏取材不多，不为新异之论，而实事求是，切理餍心，多示人以涵泳经文、寻绎义理之法，甚有功于世道。其文句于考据家中自辟町畦，初学尤宜玩味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正月初五日
△味经斋遗书（清庄存与）
阅庄氏《味经斋遗书》，凡《尚书既见》三卷，《尚书说》一卷，刻于乾隆癸丑，无序。《毛诗说》四卷，刻于道光丁亥，亦无序。《周官记》五卷，刻于嘉庆癸亥；而末有其孙绶甲跋，则题道光丁亥。又《周官说》五卷，据绶甲跋，《周官记》五卷及《周官说》前二卷，皆侍郎手定，其后三卷，则绶甲于遗稿中辑录者也。《春秋正辞》十一卷，附举例要旨各一卷，亦刻于道光丁亥，前有朱大兴序，题嘉庆辛酉。（《春秋正辞》后尚有《乐说》一卷，《四书说》一卷。（此两种岂可附正辞后。）《味经遗书》尚有《彖传论》一卷，《彖象论》一卷，《系辞传论》一卷，《八卦观象解》二卷，《卦气论》一卷，此非全帙也，计缺五种。（此节子所注，简子专搜目录，其书不知已刻否？））侍郎诸书，惟《正辞》九卷，《要旨》一卷，已刻入《学海堂经解》中。今读其《尚书既见》，皆泛论大义，多主枚书，绝无考证发明之学。据仁和龚瑟人《定庵文集》中《侍郎神道碑》，言侍郎亦深知枚书之伪，其时攻者甚众，其伪已明，侍郎居上书房，深念伪书中如《禹谟》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太甲》之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旅獒》之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等语，皆帝王格言，恐伪书遂废，后世人主，无由知此，因作《尚书既见》三卷。书出而世儒群大诟之，盖不惜污其身以存道者。然其中如言成王即位时，已非幼年，所云冲人孺子，特家人寿相与之常言。惟周公之心，成王未能知，即二公亦不知之，故有居东之避；而二公惟教成王以居丧之礼，思慕之忱。当周公贻王以《鸱鸮》之诗，正二公及王歌《闵予小子》诸诗之时，盖二公亦以文王武王之德克享天心，嗣王之典学好问，思哀思难，未有过失，何周公之诗忧患迫切如不可以终日者，心不然之，故王亦未敢诮公尔。至后二公日在王所，而不能弭风雷之变，其时二公未尝有一言。王独深信天道，不待父兄百官，议其仪法，即日具亲逆周公之礼，遄行出郊矣。此必非汉以后守文良主之所能然，而岂羁卯成童之事乎？盖《书序》为荀卿蒙恬所汨乱，于是大小《戴记》有成王幼不能莅阼之言，而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先赐霍光矣。其论甚辨，反覆至数千言。又痛斥郑《笺》罪人斯得为成王诛周公官属之谬。皆未免轻弃传记，凭私臆造。其《毛诗说》，以日居月诸为卫人杀州吁后，庄姜念先君两子皆败、自伤之诗。《葛覃》以后妃亲葛为俭而失礼，谓葛之覃为美后妃之容，黄鸟之鸣为美后妃之言，皆穿凿不可信。侍郎专于《春秋》、《公羊》，其说经惟主知人论世，而不为名物训诂之功，故经学虽无家法，而文辞奥衍，自成一子。其《周官记》，卷一为《冢宰记》，中著五官之属表；卷二为《司徒记》，附载师任地谱，以明均土分民之法；卷三为《司马记》，补《周官》阙文，文仅五叶；卷四为《冬官司空记》，采《尚书》《国语》及以下诸传记之说，为《冬官》补亡，以存周公事典之略；卷五为《司空记》，则搜撮周秦之书，可备徵引者，盖存为外篇，以当冬官传疏之属。《周官说》五卷，皆杂论五官之文，要旨疑义，多所诠释。其第三卷第四卷皆摘举经文，为之补注。第五卷中附量地任民谱。绶甲跋言先大父之治经最先致力于礼；又言先大父治礼本郑氏学。盖侍郎之学，《春秋》最精，《礼》次之，具有功于先哲，而实非本于康成。至其从子葆琛氏，始究心于鄦郑，所箸如《五经小学述弟子职集解》诸书，不可谓非汉学专门也。其《尚书今古文考证》，亦绝不同其世父之言。卿珊闻亦为汉学，非专守家传者。然侍郎虽不足为醇儒，而无愧于通人，经制之学，亦昭代名家矣。《春秋正辞》等书，予已先读之，不具论。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十七日△十驾斋养新录（清钱大昕）
夜阅钱氏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乃随时劄记之作，不及《日知录蛾术编》诸书之赅博，而考证古义，搜辑佚文，亦卓卓可传。其论古人若好恶等字，皆无虚实动静之分，乃后人强别以音声者，因引《大学》国治及治其国两字，陆德明一音直吏反，一云当读平声，而齐修正诚格字皆不闻有两音，何独于一治字辨之为尤可笑。论甚新高，足破千载之蔽。余论古字通用，若曰与聿通，勉与俛通，嫱与墙通。斫无坎音，今俗作斫固非，作砍亦俗字。予尾修修之当作修，古无字。上帝板板之板当作版，《说文》无板字。贽字当作挚，蛰乃俗字。大学新民当依旧文作亲民。皆有至义。其论史学亦细密。论杂学颇多采掇它书，罕所推发，因为作两跋，大略论之如左。（案板板之板，畔之假借字也，畔者反也。）
咸丰己未（一八五九）十月初一日
钱辛楣《养新录》论郡望，言朱有沛国义阳吴郡河南四望，而今人但称沛国。沛之显者，在汉为朱浮，今朱氏不皆祖浮也。三吴之朱，当称吴郡，若徽国之后，则依文公自称新安可也。张有清河南阳吴郡安定敦煌武威范阳犍为沛国梁国中山汲郡河内高平十四望，而今人但称清河。张之显者多矣，如季鹰思曼之裔，则当云吴郡；茂先道济之裔，当云范阳；西平公执之后，当云安定；平子之裔，当云南阳；不应概称清河也。《广韵》顾姓出吴郡，不闻有他望。今顾氏所祖，不曰雍曰荣，则曰野王曰况，皆吴人也，而改称武陵，谬矣。陆有吴郡河南二望，河南之陆，出自鲜卑，本步陆瓜，魏孝文时改为陆氏。今陆氏皆宗绩续逊抗，则为吴郡审矣，而转有取于代北之陆。间有不称河南而称平原者，或以士衡为平原内史而称之，则吾未闻以所历之官为郡望者也。又今人姓金者多称其望曰彭城，此承吴越避讳，改刘为金，姓改而族望未改，如仁山之后称彭城，是为当矣。若日之裔，出于匈奴浑邪王，封侯累世，久居三辅，不应冒彭城之望。又谓自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士既贵显，多寄居他乡，不知有郡望者盖五六百年矣。故言王必琅邪，言李必陇西，言周必汝南，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自，概置弗问云云。
予按王氏太原之望，先于琅邪，汉司徒允时，祥览犹未兴也。（允传己言仕州郡为冠盖。又魏太尉王凌，允之侄也，先祥览而显。）晋时琅邪大兴，而太原自魏司空昶（王浑王济王蒙王恭皆此一支。）至晋乎北将军坦之，亦世为名臣。坦之子忱与国宝等始以贵骄败，自是琅邪愈盛，而太原遂不振。然太原王琼之族，大显于北朝。至陈隋以后，琅邪应淮水绝王氏灭之言。唐时琅邪已远不及太原，（李肇国史补，言荥阳郑，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四姓皆为鼎甲，太原王亦为四姓之匹。）至宋益微。又按《新唐书》王贞公徽传，徽京兆人，僖宗时为宰相，号名臣，谱言其先本魏诸公子，至汉从关中霸陵，以其故王家，遂为王氏。徽十世祖罢，仕宇文周为同州刺史，葬咸阳，子孙因家杜陵。曾祖择从昆弟四人，至凤阁舍人者三人，故号凤阁王氏。讫大中时，登进士者十八人，位台省牧守者三十余人，是又于太原琅邪外为京兆一大宗也。又按汉王陵沛人，王尊涿郡人，王章泰山人，王济南人，王褒蜀人，王嘉平陵人，王商（字子威，非成帝舅。）亦涿郡人；而元后之父王禁，东乎陵人，徙魏郡。其时惟王吉为琅邪人，与诸家皆自为族。东海王常王霸颍川人，王梁渔阳人，王丹京兆人，王堂广汉人，王充会稽人，而惟王良为东海兰陵人，盖即琅邪支也。魏晋时王朗东海郯人，殆亦与琅邪同族。而王修（字叔海，与晋人太原王修小名苟子者是二人。）北海人，（即王裒祖父，魏志王修传作北海营陵人，而晋书裒传作城阳营陵人，郡名改易也。）王观东郡人，王经清河人，王隐陈郡人，是皆别于太原琅邪者。今王氏惟称琅邪，其称太原者已鲜，余无论矣。
吾李氏自汉将军广以来，称陇西为大望，至后魏而赵郡之李大盛，几过于陇西，虽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七姓，以陇西李宝为首，赵郡李楷为末，然《魏书》言孝文重门族，范阳卢，清河崔，荥阳郑，太原王，并赵郡李为五姓，衣冠所推，赵郡诸李人物尤多。世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盖陇西惟西凉武昭王后一支，赵郡则有东祖南祖西祖三支，又有申公房等。至唐代陇西为皇族，而赵郡名阀犹盛，名相如李靖李敬玄李元忠李绛李吉甫李德裕等，指不胜屈，然渐有冒陇西以自附皇族者。其赐国姓又不下百余家，谱牒遂乱，不可识别。又考汉有李寻平陆人，李通南阳人，李忠东莱人，李李固汉中人，李修李膺颍川人，魏有李丰冯翊人，晋有李熹上党人，李密犍为人，李重江夏人，李矩南阳人，又蜀李氏宕渠人，皆别于陇西赵郡者。至赵宋时有交趾李氏，西夏李氏。元代以后又有高丽李氏（明季辽东宁远伯李成梁一族，即高丽之后，为世将家。）嗣更混淆凌杂，莫穷其原。惟吾族自唐汝阳王以后，世系分明，代有传述，乃千百中一二者焉。同邑山前村李氏，亦越中膏粱，而其家谱，前列唐宗室，后云宋太尉忠襄公显忠始迁于越。按显忠本名世辅，系夏人降宋者。夏自拓拔思恭唐末以功赐姓李氏，何前后矛盾如是！近世不学，作志乘者，往往不知检史，遂有此等笑柄。周氏汝南固为巨望，而吴江夏太守周鲂，为吴郡阳羡人，传子晋左将军周处，孙安丰太守周等，世为名将，是周氏有吴郡一大望也。孔氏皆望曲阜，然春秋时，如卫孔氏为国大族，陈有孔宁，郑有子孔，（郑公族，以祖之字为氏。）皆当有后人，不止宣圣一支。晋时吾越自孔愉后，名人辈出，为会稽甲姓，则孔氏当有会稽望矣。谢氏皆祖陈郡，而越之谢氏，自汉谢夷吾后，谢承谢敷代有传者。陈郡之谢，至东晋后始寓居于越，故晋初以孔虞魏谢为会稽四族（见世说。）则谢氏当有会稽望矣。此类不可枚举，因阅钱氏说，推论其大略如此。
咸丰庚申（一八六○）十一月初十日
阅《养新录》。此书虽博奥不及《困学纪闻》，宏富不及《日知录》，而精密则胜之，要皆探讨不尽者也。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五月三十日
阅钱竹汀《养新录》。此书亦钻研靡尽，然较之《日知录》，自有大官庖与卖饼家之殊，至精绝处则红绫异味，转非天厨所及也。其音韵之学尤精，出颜氏《五书》之上。
光绪丁亥（一八八七）闰四月二十三日
△质疑（清任泰）
阅荆溪任氏《质疑》一册，无序目，仅三十叶，杂论经学。其说经无家法。然如谓济盈不濡执，《毛传》由以上为轨，上乃下之讹；轨者两轮之间，轨即彻也，彻者通也，中空可通者皆谓之轨，其说皆与段若膺氏同。谓众维鱼矣，众即螽字，《公羊》作众螈，古字往往无偏旁，其说与卢召弓氏引叮ù身说同。（二说王伯申氏经义述闻皆驳之，然以段氏丁氏说为长。）其说《左传》富父终甥椿其喉，疏谓六尺六寸之戈得及长狄之喉，必改其兵者非也。狄皆徒步，鲁自乘车，车崇六尺六寸，人长八尺，戈长六尺六寸，已得二丈余，故得椿其喉耳。所辩独为精皙。此书以活字版印之，又多空处，皆以墨笔填补，卷首有高邮王氏藏书印。近日闻文简之孙兵部主事某者卒于京邸，其书尽出售，此其一也。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七月二十四日
△溉亭述古录（清钱塘）
阅钱氏（塘）《溉亭述古录》。其学专于律算，予所不解。录中如《爻辰论》、《三江辨》上下篇、《与王无言论说文书》、《丁小疋汉隶字原校正叙》，皆名论不刊。《三江辨》下篇及与王无言书，尤为杰作。《周公摄政称王考》，则专守郑义，自为汉人专家之学。春秋以独书文姜哀姜出姜穆姜齐姜五夫人之嘉礼为惩乱本，虽持论甚通，终近私测，不可据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二月十三日
△宝甓斋札记（清赵坦）
夜阅赵宽夫孝廉《宝甓斋札记》，其考《左传服注与郑说不同》一条，甚详，（据世说新语云，郑康成尽以所注春秋传予服虔。）余少可取，盖多记诵而乏心得者。宽夫名坦，仁和人，道光辛巳举孝廉方正。（阮文达《学海堂经解》，凡举宏博及孝廉方正者，皆谓之徵君，此非也。二者皆唐宋科目之一，非由徵辟，安得以徵君称之？况孝廉方正，正宜以今时俗之称举人者当之，其举也为恩例所应有，尤与宏博异，孙渊如称江叔云为孝廉是也。）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正月二十六日
△瞥记（清梁玉绳）
梁玉绳《瞥记》载乾隆丁酉十月上谕，四库全书馆进呈李チ《济南集》，其《咏凤凰台诗》有汉彻方秦政句，因检《北史》、《文苑传序》，亦有颉颃汉彻、跨蹑曹丕之语。始皇酷虐无道，自可显斥其名；曹丕躬为篡逆，称名亦宜。若汉武帝尚为振作有为之主，黩武惑仙，乃其小疵，岂得直书其名？著交武英殿将《北史》、《文苑传序》改为汉武；其李チ《集》亦一体改正，云云。大哉王言，可谓千古独出之识，昔人无道及者。往年有人以毛稚黄《巽书》求售。稚黄名先舒，钱唐人，国初有盛名，因取观之。其首卷论唐高祖太宗及宋太祖太宗伦纪事，称宋以太祖太宗，而称唐二帝皆以名。余举谓友人曰：前代帝王，自非商辛杨广，皆不应斥名，况唐高祖创业之君，太宗古今推令主，尤后代所宜尊崇，稚黄又与宋二帝同论，乃一以名，一以庙号，两两相形，又非以此寓褒贬，而称谓淆乱，非惟无识，且亦不知文章体裁，无论其文之拙也，遂还其书。今日偶忆之，漫记于此。
咸丰戊午（一八五八）六月二十一日
△钱竹汀先生日记（清钱大昕）
阅《钱竹汀先生》、《日记》，嘉庆十年其弟子钱唐何上舍元锡所刻，凡三卷。卷一所见古书，卷二所见金石，卷三策问。所见古书，遇有旧本僻籍，皆随笔劄记，得之某处，借之某人，并评述卷数序跋印记，间下论断，或已见《养新录》及文集中（如续汉郡国志吴郡安县即娄县之讹诸条。）其最精高者，如驳《潜邱劄记》谓湖广之名起于元，本宋荆湖北路荆湖南路，止当沿其故称，以广字涉虚也。考元立湖广行省，实兼宋之荆湖南北、广南东西四路，广字本非无著。明时广东西别为省，则不必更沿广字，百诗不能别白言之，亦误。谓段若膺《说文解字读》，亦有自信太过者。其第一本草部，删去芹字，并斤与芹为一。删去｛艹务｝字，｛艹务｝训毒草，务训卷耳，今却以毒草属｛艹务｝而删｛艹务｝。示部之樟礻覃，草部之薷，皆疑为后人增入。又谓上讳不当有篆文。皆未可信。谓《广雅》、《释诂》篇摇字下亦关反三字，晦之《广雅疏义》亦未详，此三字当是曹宪音，后人羼入正文；关当作妖，亦妖正切摇字。《方言》，忄疗治也，张稚让元本亦必是忄字。若摇乃常用字，不须下音，去此三字，则摇疗连文矣。《释训》下有｛扶弓｝々字，亦是以音羼入正文，与此正同。（晦之乃先生之弟，名大昭，号可庐，著广雅疏义二十卷。）谓《史记》南宋大字本《司马相如传》，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今本无成都二字。《子虚赋》赤玉玫瑰注，郭璞曰，赤玉赤瑾也；今本注无赤玉二字。谓《左传》宋版大字小字二本，昭二十年卫侯赐北宫喜析朱Θ谦一节，注、皆死而赐谥及墓田传终言之，两本皆同，即何屺瞻所见而阎百诗所叹赏者也。谓宋刻朱文公《周易本义》，（咸淳乙丑九江吴革刊）杂卦传遘遇也，不作后，与唐《石经》岳倦翁本同，（此亦见养新录。且谓说文无后字，徐铉新附乃有之。古易卦名本作遘，王辅嗣始改为垢，后儒皆遵王本。惟杂卦传以无王注未及改。宋本犹存此古字；明人撰大全者尽改为后，自后坊本相承，不复知文公元本矣。）可证文公本犹未误也。向读咸速也恒久也注惟咸速恒久四字，甚疑之，读此本是感速常久，乃悟俗本之误。诸条订正之功，俱关系不小，读经史者所当亟知。
其记所见古椠，多自黄荛圃。荛圃名丕烈，吴县举人，刻有《士礼居丛书》，聚宋元古本甲于天下，顾千里为作《百宋一尘赋》者。次则袁又恺吴查客诸君，皆乾隆间三吴藏书之薮。所见金石卷中，言杭州如塔《四十二章经》石刻，出虎邱《观音经》石刻之上。此经予家绛跗阁中有扌本数帙，先大夫尝装成直幅，以圣因寺石刻罗汉像对悬东西壁间，供奉极严。自六如塔毁后，予尝欲一至塔下，访此经在否，竟匆匆不果。今遭兵火，更不知何如矣。钱氏又言，萧山县崇化寺西塔基记，文称吴越王长舅郑国公吴延福载兴专塔二所，而末题唐下元戊午年，此殊可疑。戊午、周显德五年，何以不称周而称唐耶？此已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曰唐下元者，遯甲三元术，以唐兴元元年甲子为上元，会昌四年甲子为中元，天祐元年甲子为下元，戊午乃下元甲子之第五十五年。）崇化寺即今只园寺，乃晋许询舍宅，专塔今尚存。予屡至只园寺，未及访此记也。
策问乃条系经史事以为问目，盖以课子弟及书院生徒者。
是书为诸城刘布政喜海所藏，前有燕庭藏书印记，眉闾多有批字，皆自记其所得之书。言所藏者有百衲《史记》，即钱氏所言宋乾道蔡梦弼本。又言道光初曾见宋椠《咸淳临安志》于都门，有珊瑚阁藏书印，以值昂未得。又言道光庚戌春见宋刊李璧注王诗于琉璃厂书肆，为邵位西所得。（位西、仁和邵懿辰字，今乱后不知消息。）又言咸丰元年，得宋淳祐椠本《国朝诸臣奏议》于书肆，缺卷与爱日精庐藏本同，洵善本也。又言家藏有宋刻《玉台新咏》小字本。又有道光戊申在浙时，屡从范氏天一阁借钞书，则其为浙藩时也。又言在蜀时，闻乾隆四十四年制军福康安修成都城，什邡令任思任得孟蜀石经数十片于土壕中，字尚完好，当时据为已有，未肯留置学宫，为可惜也。任令贵州人，罢官后原石辇归黔中矣，余访求竟无所见云云，则其川臬时也。又屡言大兴朱氏菽华吟馆、杭州汪氏振绮堂两家藏书。朱氏即笥河先生家，所言少河丈者，笥河子锡庚也；汪氏即小宋舍人名远孙者。刘君聚碑籍甚富，精于鉴别，尤留心异本。如此书中所记《左传》有宋椠本，卷末题淳熙柔兆滩合山阮氏种德堂刊，见徐兴公《红雨楼题跋》；彭文勤公有宋《梦溪笔谈》，见《知圣道斋跋尾》；足见其随处留意。祁参政（承业）《澹生堂藏书训》所谓因地因人因代以求之法也。闻刘君罢官后，书卷以外，宦橐萧然，想其风度，不愧文正文清家法也。其为浙藩，虽以才绌废，然承平时如此风雅监司，政亦难得者耳。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九月二十日
△采硫日记（清郁永河）
夜阅仁和郁永河《采硫日记》。永河字履无可考，盖福州需次下吏或地方官幕客也。此其赴台湾之鸡笼淡水采炼硫黄按日所记，叙次不免芜陋，间附绝句，亦俚拙。然言澎湖岛屿，台湾形胜、海道曲折、民俗利害，俱颇详悉。时当康熙初年，郑氏甫平，而其言台湾之不可弃，有曰外藩之觊觎此土者，流求安南日本俱不足虑，惟红毛最狡黠，战舰最精，火器最利，又为西洋人，用西洋阴惊，其意不可测，幸远隔重洋，未遽为患耳。若得此地，则不可制矣。其于近日之事，竟如烛照。又言郑氏虽夜郎自大，而世奉明朔，厚礼宁靖王鲁世子，非唐末五代藩镇所及。又载宁靖王朱术桂之殉节及绝命诗；而述平郑之功，亦归之姚少保，则当时耳目相及，公论可凭，足见李安溪之乡曲私袒，施氏子孙之辨诬，（专辨袁子才姚宫保碑之误，施氏后人所撰，仅数叶，其言大抵奉彭二林之与袁简斋书。予去年于厂市见之。）皆可不必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五月二十九日
△拜经日记（清臧镛）
阅臧氏《拜经日记》，其言诗之不吴不敖及不吴不扬，郑《笺》本皆作不娱；《礼》之寡人固不固，郑注本作寡人固固焉，以焉字属上句读。《诗》有《释文》可据，《礼》有《正义》可据，今本皆为《王肃》说所乱，其论甚确，而卢氏《经典释文校证》、阮氏《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皆不从之。以两公之重拜经，又皆身与其事，尚各执所见如是，此兰台定本，固非韶旨不能耳。
同治庚午（一八七○）十一月初八日